更衣记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
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续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富室里发掘出来的甭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
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绘抖了下来,在黄色的
太阳里飞舞着。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
快乐,甜而帐悯,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
世界,这么迂缓,
宁静,
树海读书阁,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
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亥不降”,
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
树海读书阁。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杉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
华闻读书阁,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
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
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
女人。
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
遗憾,因为一个
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挣锋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更想出众一点,
精彩读书阁,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
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榴是
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
姑娘,莲步珊珊,百稻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
印象。更为苛刻的是
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0年左右,比较潇洒
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
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
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
季节而不能顾到
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ldquo,
孔子读书阁;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自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
银嵌或羊皮袍子。
妨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
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
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
孔子读书阁,帽据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mdash,
树海读书阁;—把
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初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胶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hellip,
金霏读书阁;…古
中国衣杉上的点缀晶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
爱看读书阁?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rdquo,
铭华读书阁;、“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
梅花、
菊花。袖上另钉着名晚“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楼出福寿籽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
树海读书阁,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
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推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
艺术与
时间;
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
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
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
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
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
中国人的
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rdquo,
金霏读书阁;。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
时代——时髦的衣服
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
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
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汀无告的感觉。在
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
时代,颠连困苦的
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
时代。政治与
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
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
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
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
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
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
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
理想化的人权主义。
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
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
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
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
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腰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
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拔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
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
精神与新颖的
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
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
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
女性美,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
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
中国,自古以来
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0年的
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
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
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
女性化的一切,很不得将
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
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颇,肌肉尚未松弛的
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怒。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入式的外套正和
中国人凄厉的
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格守中庸之道的
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兔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攒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
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
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
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
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
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人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于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
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
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
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
生活比
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
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
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
作家(是萧伯纳么?)
曾经抱怨过,多数
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
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
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借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
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①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
作家,著有《
时间机器》、《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
小说。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顾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
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
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情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
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①芦粟,上海话称一种甜玉米秸秆,可像甘蔗那样咬吮。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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