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政治寂寥与千古留名
家中客厅之上悬挂的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华闻读书阁，闲暇时、静坐时，随孩子诵读时，总不由品茗一番。词境无限苍凉与凄阔，人生仅是历史长河的一滴、一瞬，试问人生有多少能够真正自我把握，又有多少得失能够权衡正确？
苏轼是人中极品，可他那六十六年坎坷浮沉的人世消磨却没有几个人能够承载得起。在宦海浮沉中折腾个精疲力竭后，要么是冷落后的遗忘，要么是消沉后的寂灭，要么是逃避后的沉默，可苏轼的精神世界却经过了肯定后的否定，否定后又重新建立了新的平衡与和谐。并且这种打破旧的、建立新的精神力量不再依附于社会评判的外力，建立的是纯粹自我的精神世界。这种力量在自我的内心扎下了深深、粗壮的根，推动曾经在精神世界无比痛苦和挣扎过的苏轼走向更为辽阔的境遇。百般磨砺后，苏轼起落的全是大家的风范与手笔。散文、诗、词在当时已皆成领军人物；他勇敢地打破了“诗庄词媚”的樊篱，开创了豪放词风；其书法、绘画的艺术成就也与当时最高名家并驾齐驱。
当官的人多了、留名的人也多了,
树海读书阁，可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像苏轼那样，以文化创造了那么强的名人招牌效应。“乌台诗案”前的外放,
金霏读书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以政绩突出彰显；“乌台诗案”后黄州、惠州、儋州的留名，九百多年了，地区经济文化的蓬勃与发展确实因苏轼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哪地方一沾上苏轼光，文化气息马上浓厚、瘴厉僻荒之地不慌不忙地换了新颜。苏轼以独特的名人效应制造了奇特的人文景观，清代江逢辰一句“一自坡公谪南海,
精彩读书阁，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对苏轼的精彩点评。
苏轼留于后世精神的可贵，首先是他的人，其次才是他的人文艺术。生前在官场，他那种在逆境中不低头的固执、吃亏不长记性的执著，贬官坐牢、人配蛮芜、缺吃少喝，都没有让他向难堪而困顿的境遇低头，都没有让他消沉到底，更没有因当权当势对其否定而陷入寂寥不能自拔。他的人、他的文、他的字、他的画，他本就是为艺术而生的,
孔子读书阁。政治在他的人生中，仅是一根引线，仅是他人生千磨百砺的伏笔与铺垫，抖开的全是死而复生之后的彻悟与感怀,
树海读书阁，情真意切且无限开阔，如驾风乘云无人能追。
苏轼所生的北宋时代，是一个提倡以博学进阶仕途的时代。在神宗皇帝《励学篇》的鼓励之下，学风甚盛，大家都在三更灯火五更鸡中一阵狂学猛读，都相信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良田、有宝马，都在“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的鼓舞之下奋发进取。少时、年轻时的苏轼，在这种世风的感召与影响之下，著书、立言独有见地。他告诉读书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他讲“奋厉有当世志”。年轻时的苏轼，在社会为个人未来所描绘的蓝图中，投入并铺洒了自己不懈的热情，他因着经学满腹，期待并相信着自己的仕途前程将会灿烂美好,
孔子读书阁，他信心百倍要成为经世治国的大政治家。
而实际上，北宋鼎盛学风培养、造就的文人志士有些过盛，一个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治世强邦、祛弱积强理想型的政治家，因政治金字塔的塔顶舞台并不宽阔，本希望学以致用的饱学之士们，在政治斗争中命运浮沉不定，在学而无用中怀疑、悲观、挣扎、迂回、逃遁。苏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打造成了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
其老来学成的父亲苏洵早早地为苏轼从小思维的开阔与敏锐产生了深深隐忧，苏轼钻书进经成章的起点太高了，但阅世太浅，太抢眼、太容易招嫉，加之自我的自信与轻狂，生活的暴风雨会随时而来。苏洵为其起名苏轼，希望其不羁与豪迈有所挡滞。苏轼的人生悲剧亦在二十一岁一举中进士第二名中缓缓地拉开了序幕，他未能实现仁宗皇帝的预言而成为未来的宰相,
树海读书阁，却上演着其父为其忧患的人生，而且异常的艰辛与曲折。
自二十出头进了翰林学院，成了皇帝亲谕的国家储备栋梁，苏轼的心不再是平常的心，人不再是等闲的人，期待着以旷世之学，成就千秋功业，争得百世留名。“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rdquo,
树海读书阁;但当他满怀着光辉灿烂的政治理想而奔赴国利民生的实战之中，现实并没有为他提供广阔的舞台，反而却是在政治的倾轧之中被折腾来、颠覆去。可见他金榜题名不是幸运的开始，而是给噩运树起了招牌。
苏轼生而自信，满腹经纶、恢弘手笔、万丈才情，使得他很不世故、很不委婉、很不懂得迂回，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没有任何的权宜之计，没有锻炼成什么老辣的城府，没有学会看别人的眼色，传说连王安石老大人的诗他也敢改。他太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了，不表达自己的政见，难受；不管在没在有决定权的位置上，非说不可。排除异见的政治，将他放在新党与旧法的争权中煎熬。年轻时的他，怀揣着利国利民的良好愿望，本着民不能激扰的政见，性直手快，直言相谏，对社会改革提倡温和循序渐进的方式。他不论谁在台上，任何过激的改革与迅速的复旧，他都反对。王安石当宰相推行新法时，他公开反对，并发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及《再论时政书》等。闹得僵持时，他主动请求外放。新法推行不利，在苏轼外放十年后而起“乌台诗案”，实在是新派中人假公济私对苏轼而起的政治迫害。苏轼到处写、到处留，弄得是人证、物证俱在，牵扯人员有三十之多，其中就有司马光。可待司马光上台当宰相恢复旧法时，他同样反对新法全废、旧制马上全部恢复的做法。朝廷对他一贬再贬，直贬至天涯海角。
在政治漩涡中，苏轼职位忽高忽低、人离京城忽远忽近、生活也是时好时坏，甚至生死都扑朔迷离。苏轼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朝堂之上，没有人需要他卓识的政见、治世的才学。而苏轼的不合时宜也恰说明了苏轼是一个为国为民、敢为天下先、血气方刚、正直、正统的读书人，他长着赤子之心，真诚并执著着。当权者没有人对苏轼新旧都异的态度进行过审慎分析，没有人对他们推行的新法、旧制进行利弊权衡，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铭华读书阁。他们的失败只能说明苏轼太有预见性、太有才了。比其仕途顺当的其弟苏辙，对其兄的嘴快手利甚是头痛，但其兄治学为国的坦荡却又是他最为钦佩并自愧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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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看读书阁;乌台诗案”让他九死一生，最后找着了先皇不杀科举进士的规定，才幸免于死。可牢狱之祸对饱书满经的鸿学之儒却是奇耻大辱。自己难堪的生存状态倒也可以装做若无其事，可拖家带口的,
金霏读书阁，挣不得金银满车，也该挣个妻悦儿康吧？一家人跟着他忽上忽下的命运，整日不是提心吊胆，就是颠沛流离。在黄州有名无实的“团副使练”，连一家生计都难能保全，朝廷实际用的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流配式惩罚。黄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配之以苏轼当时的境遇，心情确实不能用沮丧、颓唐、厌倦一语概之。他百感交集地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学那么多干什么呢！简直就是给自己寻烦恼。他为治世的狂学、猛学，无非是“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想必这时的苏轼，哭也哭了、笑也笑了。少时，本着“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古训与抱负，只争朝夕到了忘我的程度。可在奔向四十不惑的路上，方越发明白，那政治理想有着“望山跑死马”的意境。你越按所学去付诸实践，那富国泽民、耀己扬祖的生活离你越远，且说不清还有什么祸事伏击在你奔忙的路上。“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理念转变的重大分水岭。茫然与伤感之外是对坚强与豁达的寻找，难以言喻，这是苏轼。
流放的生活是困顿的、艰难的，物质生活更是极其贫乏。这时的苏轼，是凄惶的、哀伤的，生时是一副济世的姿态，最终却成了闲人的样板。这时的他有自恨、有自怨，“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把自己看成“天降大任”之人，到头来却落得自家生活都难以周全，安身立命都无适处。
苏轼用书籍铸就的思想体系，因典籍浇灌所成长的心灵，父辈祖传所坚守的、所信奉的、所传输的精神信仰，终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动摇甚至被摧毁。在困顿、耻辱与痛苦中要充满信心地活着，必须要建立新的精神支撑点，才能为被现实、时世否定、抛弃后寻找到根深蒂固的勇气，可应该扎根在哪呢？在寻求、挣脱的同时，他对少时就已建立思想体系的否定犹豫并彷徨着，“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 他审视着内心的压抑与痛苦，在精神世界中炼狱般的煎熬，旧的已被否定，新的还没有建立，他在苦苦思索与找寻中紧紧拽住自己，不使自己在迷茫中消沉。
一个对现实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人，最易接近自然。这时苏轼发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好，抢权夺势人淡忘的、不要的、不在意的，我要、我在意；不用争、不用抢，养眼、养心。“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被政治折磨疲惫不堪的苏轼，自然万物对他的心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修护。他努力探求着以政治仕途为评判标准以外的生存意义。
在精神领域，他开拓了更为宽泛的学习范围，以寻求生存最为真诚和恬淡的力量。他学佛访道，阅山赏水，自比陶渊明再生，终有一些与天地万物相通的东西生根发芽，所有壮志难酬的愁绪消解在那注意力的转移当中。在佛学、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在历史的苍茫中观看着历史人物的繁华与衰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感慨人世的短暂与无畏，苏轼的人在精神境界的开阔中变得豪迈起来。“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长琴，一壶酒，一溪云”。人已是死过之人，命都是捡来的，不管命运再承载着什么样的险、磨、难，都是一个“赚”字。别人一生，我两世，甚至是三世、四世。去那些没有去过的荒蛮之地，见的全是异地风情，云真的是云了、风真的是风了。他的心逐渐从政治浮尘的飘扬中静了下来，从物质利益的诱惑中凉了下来，精神世界的羁绊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这时的苏轼是一个属于自我的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世事不再牵绊他，精神上的自由、内心的宁静，天地万物细品后的味道最终缔造了他那磊落豁达的宽阔襟怀。从“塞翁失马、蔫知非福”的角度看，苏轼是幸运的，他所看、所想、所品及所得，还有他那心灵上的疲倦与痛苦，全被以艺术的形式无形托起。“胸有不平之气，不能挥之以剑，亦当抒之以文”，他的各种创作走向了广阔、开放的境域。
那写在黄州赤壁之上的吊古之文。周瑜，无限的风流倜傥、无限的才情满怀，谈笑间樯橹就已灰飞烟灭，何等的意气风发；加之当时最闻名的江东国色美女小乔初嫁，占尽的又是何等风光。再往远处看，人生无非是一个感受过程的载体，不断更换着行囊，谁最终胜出就要看谁感受的多、经历的多、感悟的多。最终周瑜落得是壮志未酬、英年早丧，谁又能料得人间底牌的喜与忧呢！在无常的人事当中，逝去的是年华，空幻的是梦想，剩下的是魂魄初定的自我。在贬来召去中，生命所欲驾驭的意识早已超越了政治热望与期待的范畴，牢狱之苦、黄州之困，还有什么不能够放下的呢！而苏轼脍炙人口的名篇自黄州之后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竭不尽而来。
在此，我们同时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底色的。苏轼的生命底色充满了探求、精进、乐观、豁达，这些元素再互相影响，生出更强的生命力。直至旧党执政再被召回朝廷时，他被磨练得确实没有什么可惧怕、可牵盼的了，他更为直接地坦言了自己的政见。再贬，就是更远的瘴厉之地、天涯海角的惠州、儋州了。这时的苏轼，仕途步入绝境已不那么刺激他的身心、影响他的态度，这时的苏轼已彻底放开、彻底豁达，怎么惬意怎么来，可苦中作乐，可说俗韵本无，可说丘山自爱，对于尘网中的误落，终可像陶渊明老先生鸟恋旧林、池思故渊一样，全部身心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这时的苏轼，特别能一分为二看问题，总能在好中看出不好来，又总在不好中看出好来。对于物质利诱，他说香车、美女、甘脆肥浓之类全是寒热之媒、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多不得的，可少他却不拒绝。在惠州，市场不景气，做生意的很少，一日见人杀羊，肉是轮不着他买的，他却得了那羊骨架，煮了，一点点剔着吃，撒点盐，再抿一口酒，那个香啊，一生一世一般人品不出的美味佳肴。看了，惨惨切，一种怆然之情横亘于心，难解。想苏大学士，从衣食无忧中来，往黎民之苦中去。日子最困顿之处，不得不自嘲自解为东坡耕种之士。混迹于百姓之中，许多时已无人识之。艰辛地剔着一块羊骨头，想着人生百态。富时，何在乎那大块的肉、大碗的酒，穷时尽全是剔肉时啃啮的苍凉与细致。事情不在自己身上，尽可以凄笑、达观待之，我等境界离苏老人家相差十万八千里。好在这件事用在学业上，也很有品头。什么东西多了都浪费，只有少时才显精而贵，才能看清那丝理纹路，才能感叹这造物主的精心与巧妙。常听得苏轼的诗词名句，常见人附庸风雅，常随人在人群中人云亦云热闹，而诗词的魂却在十之中丢却八九，难见精髓。这处在被贬穷僻之地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无奈！而与苏轼，情致却是脱胎换骨所得，终见他老人家的精神像出茧的蝶，在平淡与坦然中忽闪着美丽的翅膀，载着思想，飞着别人并不能悟透的舞姿。
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做岭南人”，任何的美、丝微的好，全在苏轼的心中。“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病逝前《自题金山寺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的一词二赋已与苏轼水乳交融：“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后晓不得还会去惠州、儋州。“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 何处是吾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在忘我的境界里，他那百世不衰的名篇，他那句句蕴含的箴言。
苏轼从高起点来，回落到人民的最低处，用自身的冷寂与孤独，为生活阅历着、品尝着、归纳着，苦难对于坚强的人是另外一种成就。一切，只为埋下知识、智理的火种，经过了涅槃的精神，对国家民族命运、对民生疾苦、对个人情感、对生活热爱所铸就的诗情才艺、画意书章如刮来细细的沙，积多了，就成了棱体。苏轼的人格魅力不但聊慰了当时哀伤的自我，而且无限滋养了后世迷惘而磨难的人群。说起他，如天上翻滚的云，终成落雨之势，磅礴。“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就是苏轼制造的气势。苏轼没有想到，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他中年时所写的一首描写景色的诗，竟成了自己与生、与世、与后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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