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间到讲台
三十四年前的夏季的一天，对于别人来说可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树海读书阁，而对于我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带来的通知,
树海读书阁，通知我于当天下午带好被子到某处参加教育组组织的暑期教师培训。听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
树海读书阁，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震，我知道，我期盼和等待了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精彩读书阁，我的梦想终于成了真。
一九六六年夏末，初中毕业前夕，文革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惯常的升学考试取消了，代之的是以班级为单位的推荐。尽管被推荐者后来也没真正读过书，但毕竟有了一次升入高一级学校的经历。我当时是班里的主要干部,
金霏读书阁，又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共青团员之一，但推荐的名单里没有我。班主任事先和一些人打了招呼，我的推荐不上是必然结果。我知道这是由父亲历史上的问题造成的，因此不怨老师，也不想怨班里的任何人。
从学校回到农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感到茫然无措和心灰意冷，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随着在农村艰苦磨炼的增多，浮躁的心情慢慢消退，理智的思维开始回复。我记起了曾读过的李白的一句诗：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个流传千古的名句把原本深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模糊意识激变成一种自信。我觉得我不能就这么消沉下去,
金霏读书阁，我要努力站起来。古今中外的那些也没读过多少书、但终能有所成就的名人有很多，像数学家华罗庚、发明家爱迪生、文学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是我努力奋斗的依据。
我仔细审视自己，看看有什么长处有什么潜力,
爱看读书阁，以便确定朝什么方向努力才能不被茫茫的人流所淹没。当然我不可能达到我所崇拜的那些人的高度，甚至他们所走的路有的我也无法去走。像华罗庚的数学研究，我自知没有他那样的数学天赋，所以想都不敢想,
树海读书阁。也不可能像爱迪生那样去搞创造发明，原因也很简单：除没他这个天赋外，还没有一定经济力量的支持。至于文学之路，虽然有过一些尝试，但我十分清楚,
孔子读书阁，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当下还不能把这个完全不能着实的指靠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
华闻读书阁，我认为第一要务还是要完成必要的知识储备。起码对高中知识有个了解性的学习,
孔子读书阁，打好基础，等待机会。因为我看到了有一片天地特别适合我的发展，那就是农村学校。
当时农村学校已经呈现出了很大的危机：师资力量严重匮乏。我分析了我所熟悉的附近几个学校的状况，教师队伍中，能够真正胜任教学的比例很小，有些人只能算勉强通得过，还有一部人纯属滥竽充数,
铭华读书阁，正在被老百姓骂着。我当时就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老百姓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荒废掉，这个状况终究要有所改观，而这中间就可能有我的机会。
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并非易事。首先，我没有能够提携或推荐我去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其次，就是有人想推荐，也会受到当时政治氛围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制约而不能成真。唯一能拯救我的还是我自己。我要想办法让周围的人认识我，要让别人觉得将我闲置不用是一种浪费、是觉得可惜。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能够动用的全部资源也就是握在自己手中的笔。
这笔的作用分两个方面：一是写字，当时正处文革中，需要写字的地方和机会很多，比如写毛主席语录、写宣传标语、办各种墙报等。而这些又是小队其他人无法胜任的，一有这样的任务，他们就不约而同想到了我。二是写文章，我本来就是文学爱好者，在学校读书时，就曾写些短小的散文和诗歌向一些文学刊物投过稿。到农村后，这个爱好更成为我体验生活和感悟人生的最好途径。那时除写些文学性校强的文章外，还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写些好人好事的人物通讯送到公社或区广播站去广播。久而久之，便在周围的人们中有了点名气，由于这些因素，我被大队点名当了小队的政工员。
小队政工员当然不可能脱产去从事前面所说的各种“写”，平时还是照常在地里劳动，等来了运动或开展什么大的活动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的展示自己的平台。由于写得太经常、太普遍、太多、太俗套，有的小队政工员根本不把这当回事。比如办墙报，任务来了，就四张白纸抄几段报上的话，往墙上一贴完事，在他们看来，任务就是负担；而在我看来，任务却是机会。我把每次墙报都办得正儿八经的——前有前言，后有后记；上有刊头，中有插花；既有分行的所谓的诗歌，又有连篇的貌似的散文；横排竖排各得其所，栏格花边一应俱全。最后还用裁得宽窄一致的红纸条沿外围镶一圈红边。墙报一办出来，立刻就会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尤其是我们队处在另外两个小队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上，而我选择的的位置又正好在路边，社员们过去过来，评头品足，多是赞誉之词。
由于我们队与转斗镇街道相邻，镇上中学里有个叫李大福的老师就把他所带班级的下乡活动点，定在我们小队，听说我的情况后，又聘请我为他们班的课外辅导老师。按以往别处有过的经验，当课外辅导老师往往只是个形式，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所以我也没有当什么真。可是当李大福老师把我的情况向学校汇报后，学校还真的请我去讲课，讲课内容定的是“数学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我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的例证来阐述这个观点？一节课要讲那么多话，准备的东西不多，能下得了台吗？有些数学知识确实渗透在人们的生活里，被人们不知不觉地运用着，但要把它们抽出来，归纳出原理，不是个简单的事。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搅尽脑汁地想，最后还真的想了一些出来。比如农村木匠的夹尺，其实就是圆规的变形，它能确定盆、桶周围竖板侧边的倾斜度和直径与内外圆周长的关系；比如耕田时驾牛绳的长短所影响的拉犁的角度，从而影响牛的用力大小；比如粮食晒干后，自然堆起时的重量估测；比如盖房时由房的宽度和屋顶坡度决定的柱高的计算等等。我先写出初稿，并把它送到学校请老数学教师王世洲老师过目。得到他的首肯后，我又重新誊写一遍，准备到时照讲稿去讲。
要说当时胆子也真够大的，从来没上过讲台的我，居然敢去面对那么多的教师和学生。就是现在的我，虽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教学经历，但如果再突然叫我到一个陌生的学校去上课，还会感到心里发怵。真不知那时是股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自己，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课堂设在学校的操场上，操场边一个不高的土台上用木架支着一块黑板。全校的学生规规矩矩地坐在土台下面，学生队伍后面坐着老师，学生和老师手里都拿着笔记本和笔。看到这个阵势，我开始还感觉有些慌，但由于有讲稿作依托，还不至于手忙脚乱。慢慢地讲顺了，就开始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和划线，用以辅助说明我所讲的内容。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终于讲完了，讲完之后老师和学生都鼓了掌。当然鼓掌并不能说明我讲得好，也许这只是个礼节性的表示。但不管怎样我已成功地完成了上讲台的预演。
我知道，我在这里讲课只是个名誉上的课外辅导员的身份，说穿了，这只不过是人家学校为了紧跟形势而开展的一项活动，跟我能否真正到学校任教没有丝毫关联。令人欣慰的是，时隔不久，我竟真的接到了参加教师暑期培训的通知。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命运的安排，从我最初的设想到最后的终成正果，一路走来，竟是这般的合情合理，这般的顺理成章。
这个时候文革已基本结束，各年龄段的学生人数也都达到了高峰。经过这些年的折腾，国家这时已没有条件同时满足这么多人的读书需要，因此，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走全民办学的路。在农村，学校的筹办就具体落实到大队——校舍、桌凳、教学用具不用说是由大队统一置办，就连教学人员也都是出自本大队的民办教师。起先大队还只是办小学，后来随着教学资源的进一步吃紧，连初中也下放到地方上来办。于是各大队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又有了初中班，人们把它叫做戴帽初中。
我到学校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了初中二年级，眼看就要有初中毕业班了。我在暑期教师培训班上是参加的语文培训，但到学校不久，校长却意外地将初中毕业班的理、化两门课程交给了我。不知领导基于怎样的考虑，竟敢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一个只有初中程度且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人。对我本人来说，一方面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却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当时的初中只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几门所谓的主课。教语文的李学木、教数学的李绪平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教英语的是个女的，叫赵永凤，程度如何我虽不清楚，但既然能站在这里，就一定是从众多的教师中挑出来的，就一定不差。总之，能与他们合作是我求之不得的。因此，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而去打击他们的信心。不懂的问题自己去想办法找人求教解决，决不能简单地到处找人诉说自己的不勘胜任，否则好多人都会跟着泄气的。
最初给学生上课，用农村一句俗话说就是“现蒸现卖”——自己先学，觉得学得差不多了，就去给学生讲。上新课倒无所谓，照本宣科即可，最怕的是学生自习时在班里的停留。万一哪个学生提一个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怎么办？总不能胡说八道吧。那段时间，我身上总是带着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习题集之类的书，反复训练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把问题讲清楚的能力。经过所有任课教师的不懈努力，第一个初中毕业班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班上大部分学生都顺利地升了学，而且还有两名学生考上了县一中，这在当年的农村戴帽初中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我在这里算是初步站稳了脚跟。
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与其他几位教师的合作越来越融洽。别的学校有什么好的书，好的测试题，都想办法找来，共同研究，协调安排适当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测试。那时不像现在书店里有各种各样现成的测试卷，那时的出题都靠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由于我与李学木老师在文学爱好方面有着相同的志趣，他有时会叫我帮着出一些语文方面的测试题，又由于理化与数学多少沾点边，李绪平老师又叫我帮着出一些数学方面的测试题。我也把握不住尺度，反正把题目往难的、偏的、怪的方面出，认为这能显示出水平。在经历了许多年的教学实践之后，才知道当初那种想法和做法是多么的幼稚和肤浅。
后来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取消了农村的戴帽初中，我也有幸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被调到镇初中任教，后来又由民师转了正，还成了市级骨干教师。几十年的工夫一晃就过去了，令我最难忘的还是最初的那段教学生涯。它是我由田间走上讲台的第一级台阶，是那里给了我最初的成长机会。我怀念那些高大的柳树下的矮矮的校舍，怀念那几年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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