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之死
近日读史，知古代不少名臣为“忠”而死，不尽感慨系之。
豫让，春秋晋国人，先侍奉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不得重用。后投靠权臣智伯，受到很高礼遇。后来智伯讨伐赵蘘子，赵蘘子联合晋国另外两家权臣打败了智伯，“三家分晋”，智伯被杀。
豫让得知智伯被杀，立誓为智伯报仇，声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树海读书阁，吾其报智氏之雠矣。”豫让化装成囚犯，暗藏匕首，混入赵蘘子府邸，假装给厕所刷墙，待机刺杀赵蘘子。
赵蘘子去厕所，豫让欲刺杀赵蘘子，被赵发觉,
爱看读书阁，从他身上搜出匕首，豫让大叫：“我要为智伯报仇！”赵蘘子念豫让是个“仁义之士&rdquo,
孔子读书阁;，便把他放了。
豫让虽被释放，但复仇之心不死。他在自己身上涂漆，浑身长满毒疮，又吞食火炭，烫哑嗓子，此时形貌大变，连他的妻子也认不出他的真面目。豫让暗藏在赵蘘子每天必经的桥下，等待时机刺杀他,
华闻读书阁。不一会赵蘘子路过桥下，豫让正要动手，赵蘘子的马受惊，豫让被缚。此时赵蘘子质问豫让：“你曾侍奉过范氏、中行氏，而二人均被智伯所杀，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报仇，反而为智伯做事？现在，智伯死了，你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报仇呢,
金霏读书阁？”
豫让道：“范氏、中行氏待我一般，而智伯视我天下无双，所以我要像个人似的报答他！&rdquo,
精彩读书阁;
赵蘘子闻言感叹道：“豫让啊，我对你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今日我绝不放你！”
话音刚落,
树海读书阁，豫让叫道：“且慢，我有一个请求：把你身上的衣服让我刺几下，就算我报了仇，不然，我死不瞑目！”于是赵蘘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豫让拔剑将衣服斩为两截，然后高叫道：“我为智伯报仇了，我有颜面见智伯了！”说罢伏剑自刎,
树海读书阁。
豫让为君尽忠而死，在当时的朝野志士中传为佳话。今天看来，这种愚忠思想不足取,
孔子读书阁，他的死实在可悲,
树海读书阁。
无独有偶，明朝初年,
铭华读书阁，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儒生方孝孺之死，则毫无意义，而且连累他人，罪不可恕,
金霏读书阁！
方孝孺是皇太祖朱元璋为皇太孙允炆选的老师，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后来朱元璋四子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死保惠帝，拒不写诏书，且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还说如若硬逼他写诏书，他就写“燕贼篡位”。
朱棣大怒，对他说：“你不怕灭九族吗？”
方孝孺说：“就是灭十族我也不怕！”于是，方孝孺被“磔于市”，即当众分裂肢体，灭九族，连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谓之“灭十族”。
方孝孺认“死理”，他为惠帝而死，“名垂青史”，不过他留给后人的却是臭名昭著的“灭十族”。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他们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罗马教皇诬灭为传播异端邪说，并且处以烙刑。当时，只要他们公开承认“地球中心论”、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日心论”，就可以免死。为坚持真理，他们宁死不屈。不过布鲁诺、伽利略都只一人殉难，而未株连他人。他们誓死捍卫的真理，是科学，而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当皇帝还是他的儿子当皇帝，这里有什么颠簸不破的真理吗？就算你为了维护正统皇权而死，也不应牵涉到无辜的九族，更不应牵连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由此可见，方孝孺迂腐到什么程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不怕死的人，但死的意义不同。革命志士方志敏殉难时说：我为主义而死，死得其所，“因为我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夏明翰临刑前也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就是革命者的铮铮铁骨，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人在，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附：株连九族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一一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在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儒一派愚忠，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附：方孝孺之死
有人叹方孝孺乃是愚忠致有十族之祸，但倘若方孝孺还有丝毫的悲天悯人之心，又要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不过是祸及己，又何及人？大可在谈笑之间，了却生死之事，或者如景清和连楹一般，于城门之处刺杀进京的朱棣，好歹是个死，如此又何妨，断不会有十族之祸。不知当那一个个认识与不认识的人，甘心与不甘心的人，都在他面前化作一缕缕的冤魂时，方孝孺的心中是作何感想。
不管怎么想，他的心中大概是没有一点点的内疚的，因为这些生命，对他来讲根本是无足轻重，他所关心的，是自己是否能够十分痛快的、能够感天动地的、能够十二分潇洒的舍身取义，在他被执之后，为了表现自己的才气，也为了表现自己的志气，更为了表现自己的正气，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地作了一首绝命词，在临刑之前慨慨然地吟出：“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终于使朱棣怒不可遏，未出午门就将其正法，可谓又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先例。
就这样，方孝孺死了，人们都说方孝孺死得最惨烈，我看未必，死得最惨烈的，是在他面前被杀的八百七十三条冤魂，而这八百七十三条冤魂，铸下了方孝孺一身正气的千古声名。
自开诛方孝孺十族之先河后，残暴的朱棣杀性顿起，大理卿胡闰、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等，受到朱棣的残酷折磨后被杀，其宗族弃市者不计其数，却谁也没有再留下如方孝孺这般的千古声名。
他凭什么该享有这千古名声，他原本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方孝孺的一生，文学上算个人才，政治上是个庸才，军事上完全是个蠢才，建文之败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他凭一己之欲，罔顾他人性命，致有十族之祸，他实在不配这个光辉的形象。
历史，终究会还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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