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吆喝声——岁月划痕之十四
——岁月划痕之十四
我爱听侯宝林、郭全宝的相声《改行》,因为里边学吆喝学得太像了。
现在卖东西的也吆喝,可像相声里那么吆喝的几乎是没有了。不少的店铺、摊点都有喇叭播放提前录好的吆喝,不仅内容一定是忽悠,而且声音也是声嘶力竭,难听的要命。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一听就反感,就是原先想买,让它一刺激也不买了。
为什么以前那样的吆喝声消失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一些行当随着时代发展,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就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走街串巷,也就不需要那么吆喝了。
我小时候住的是胡同,听到的吆喝声就不少,虽没有侯宝林唱的那么好,但许多吆喝也是声彻胡同,韵味十足。
比如磨刀的,那一声&ldquo,
树海读书阁;磨剪子来抢菜刀!&rdquo,
树海读书阁;就比如《红灯记》里的还要纯正好听。我就很奇怪,胡同里来的磨刀的并不是一个人,怎么吆喝声都一样呢?是有培训班培训吗?
有的磨刀师傅,除了吆喝,还吹喇叭——一种铜号,也有固定的曲调,一听就知道是磨刀的来了。
磨刀的家什比较简单,最早看到的就是肩扛一条长板凳,后来自行车普及,就不再肩扛,在而改为车带了。板凳上有手摇砂轮,有固定菜刀或磨刀石的卡具。他们在板凳上一骑就可以磨刀。
看磨刀师傅磨刀,感觉在“磨”上与普通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有区别的是多出了砂轮打磨和“抢”的工序。由于一般家庭不具备此类工具,他们的磨刀就显得更为到位了。
增加这两道工序,主要是为了给菜刀的刃口两侧去薄。因为如果只磨刃口不去薄,刃口就会越来越钝。那时的刀剪主体是铁的,只有刀刃是钢的(包钢、夹钢或贴钢),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能保持刀剪的锋利和柔韧。
所谓“抢刀”就是用那个合金的“抢子”刮削刃口两侧的铁。我看磨刀师傅磨刀,觉得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就一点了。
这类听起来像有曲调的吆喝还有不少。比如锔盆儿的,他的吆喝是“锔碗啵——锔缸喽!”那个“啵”字我觉着应该是“盆”,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喊“盆”非要喊“啵”。锔盆儿的师傅不扛板凳,而是挑担子,担子上挂着小铜锣,一走叮当响,很是吸引人。我一直想看他们怎么干活,可没有机会。后来我吃饭时乱跑把饭碗摔了个大璺,
孔子读书阁,母亲叫锔盆儿的锔,我才开了眼界,
华闻读书阁。
锔盆儿师傅的担子,有一头是小柜子,柜子那一溜儿小抽屉里装着大小不一的锔子,他就用这些锔子把碗上的璺扒住。锔子的细腿要钉进碗里,但不能直接钉,要预先打个眼,据说打眼的那个钻头上面焊着金刚钻,要不怎么会有句老话“没有金钢钻儿,别揽瓷器活儿”呢?我亲眼看着锔匠在我的那个碗上用金钢钻打眼,再用一把很小的榔头把锔子钉进去,之后带着一排锔子的碗就又结结实实了。
还有修伞的,吆喝起来是:“修理——雨旱——伞!”前四个字悠长,而“伞”字短促、结实。那时候还没有铁骨架的尼龙伞,都是油纸伞,就是《白蛇传》中许仙撑的那种伞。它的骨架是细竹条,伞面是棉纸刷桐油。修理时也围绕这两部分进行,开合不好了修骨架,一般是拆下坏的竹条换上新的。伞面损坏了则是用桐油粘一块棉纸,再刷上桐油。
我们家也让他们修过伞,打了补丁之后开合就有些不自如了,也不美观。后来补过地方又裂开一道长缝,就没有再修。我看着上面的竹条好玩儿,就拆下来耍,拿着它又蹦又跳,东劈西刺,结果不小心刺到了妹妹,被母亲训斥一通。
洋铁匠的吆喝声,也有固定的曲调,喊的是:“修理炉子——换壶底!”他们修理的主要是薄铁板、马口铁、薄铝板加工的产品,如铁皮炉子、烟囱、铁皮盆、铁皮壶、钢种(铝)锅、钢种壶。有的洋铁匠也补铸铁的东西,比如铸铁锅。
那个时代不管什么玩意儿,坏了能修,人们都不会直接扔掉。铁锅、铁壶漏了要换底,昂贵的铝锅、铝壶漏了就更得换了,
金霏读书阁,所以洋铁匠们的生意特别好。
由于,他们修理的“白铁壶”以前叫“洋铁壶”,也有人叫他们“焊洋铁壶的”,又由于焊的时候要点小炉子,人们又叫他们“小炉匠”。他们最著名的代表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
印象中,我们家的锅和壶都换过底,尤其是烧水壶要换多次,换一次就矮一点儿,直到母亲觉得再换就装不了多少水了,才舍得扔掉,
树海读书阁。
现在,这些行当的师傅都很难见到了。社会需求越来越少,已没人愿意做他们的传人,他们的技艺就只能保留在文献中了。
除了修补匠人,到胡同里来吆喝的还有小商小贩。
印象中,来我们胡同卖豆沙的总是一个人,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豆沙经过了过滤,更为细腻,他称自己的豆沙为“澄沙”,他吆喝起来是这样的:“澄沙——的约澄沙!”。母亲曾用他的澄沙包过豆沙包,我觉得口感很好,与月饼里的豆沙馅无异。但母亲却只买过一两次,大概是因为她觉得太贵了吧。
那个卖澄沙的推着一个小独轮车,车板上用布包着一小团澄沙,我心想他走街串巷就卖这么点东西,能养家糊口吗?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卖老鸡汤的,但吆喝的很没韵味,就直着嗓子喊:“谁买老鸡汤!”。这人年纪较大,有点跛,虽然一走一歪,但提在手里的罐子却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鸡汤一点儿也洒不出来。他提的那个罐子,上着釉,梨形,个头不大,估计连一锅鸡汤都放不下,
铭华读书阁。母亲也买过他的鸡汤,是论勺买的,放到了面汤里,感觉味道确实香于以往。
我觉得这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走街串巷地卖它没什么意思。后来经过公安局边上的马家老鸡铺,突然想到了他,猜着这老头没准跟鸡铺老板是亲戚,
孔子读书阁。马家老鸡铺在保定有名,每天能卖不少,那煮鸡的汤肯定富余,大概倒了也是倒了,就送给他一些让他去卖,要不那汤怎么那么有味道呢?
有个卖豆腐的,吆喝挺有特色,就只喊两个字“豆腐——”,但那个“腐”不喊“腐”,而喊“fao”。由于在饶阳老家时听母亲唱过一首歌谣:“苏——武&mdash,
金霏读书阁;—,有个老头卖豆腐,卖得不够本儿,回去打媳妇,媳妇说不怨我,怨你给得多。”所以听到他吆喝,我就担心他的媳妇也会挨打。
还有个卖切糕的,和他有一拼,也只喊两个字“切糕——”,但那个“糕”字喊得带弯儿,要由高到低再到高,听着不像保定话,不知他是哪儿的人。
偶尔也有卖冰棍的提着冰棍壶串到胡同里,吆喝的是:&ldquo,
精彩读书阁;牛奶冰棍——,小豆冰棍——,电激冰棍——!”电激冰棍就是加糖精的纯冰冰棍,最便宜,2分一支,但后来就没有卖的了。
还有卖糖葫芦的,就吆喝“冰糖葫芦”。他扛着圆柱形的大草靶子,上面插满糖葫芦。那通红的大红果上能看到一片片的冰糖,十分诱人。不过那时的糖葫芦都没有包装,有风刮过就会粘上土,但没人计较。大人如果给孩子买串这样的糖葫芦,孩子会高兴得不得了。只是到了后来人们讲究起来,才有人的把糖葫芦装到玻璃柜子中叫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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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鸡汤是没人卖了。冰棍升级为冰糕进了冰柜,吆喝声也随着冰棍壶的消失而消失了。豆沙装入真空包装袋进了超市,无人再叫卖。只有豆腐、切糕、糖葫芦虽在超市有了一席之地,但还恋恋不舍街头市场,仍有沿街叫卖的。
小时候胡同里还有换糖稀的,也像草靶子上的糖葫芦一样不太卫生。小贩推的是带有方形铁丝罩的独轮车,车上不光有糖稀,还有糖瓜、彩色小糖豆,另外还有洋片、玻璃球、泥模、泥人等小玩具,但他吆喝的时候只喊“换糖稀呦!”
糖稀就放在铁丝罩里的一个小铜盆里,色泽黑红,黏稠透明,有些像烤红薯冒出的糖油,看上去很好吃。他为了吸引孩子,往往不盖盖子,所以有风刮过,土也会粘上。可孩子不会想这些,只想着怎样才能吃到糖稀,我也一样。
他虽吆喝的是“换”,但拿钱买他会更高兴,只是那时的孩子手里基本上都没有钱,他才强调“换”的。可用来“换”的东西还不少,
树海读书阁,金属的玩意儿他要,塑料的玩意儿他也要,但他吆喝的时候是:“牙膏皮的换!化学的换!”
那时的牙膏袋是铅皮的,废品站收购2分一个,所以他也要。而所谓的“化学”就是现在的“塑料”。当时“塑料”这个词还鲜为人知,一般人都叫它“化学”,大概是因为它的生产加工与“化学”有关吧。那时家用的“化学”的东西主要有牙刷、梳子之类。
听他这么一吆喝,一些孩子就从家里拿来牙膏皮、破梳子之类,他收下后会用两根小竹棍在铜盆中蘸绕起一小疙瘩糖稀,递到孩子手里。拿到糖稀的孩子还舍不得马上就吃,要用两根竹棍反复缠绕,直到糖稀变成金黄色才放入嘴里,慢慢品味。
看着他们惬意的样子,我也回家找能换的东西。我的父母用的是牙粉,没有牙膏皮,但梳子和牙刷是“化学”的,于是我也悉数拿来交给了小贩,之后也得到了一疙瘩糖稀。
母亲看到我吃糖稀,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只好如实以告。母亲生气地拉着我去找换糖稀的,可他已经走了。母亲狠狠拍了我的屁股,还大骂换糖稀的不是东西,欺骗小孩。
还有一种换洋火的小贩是面向大人的,她们的吆喝是:“棉花套子换洋火。”那时火柴是2分钱一盒,一团旧棉花套子能换一盒火柴。她们收了旧棉花做什么呢?做黑心棉的被子?交给造币纸厂造纸?不得而知。
由于她们吆喝得旋律一致,极具特色,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又被孩子添加了一句:“换你不换我!”我们只要听到她们吆喝上句儿,就接着喊下句儿,把她们气得直骂街。
还有走街串巷收废品的,那时叫收破烂的,他们的吆喝的是:“破烂的卖!”
以上3种回收行当,前两种基本绝迹了,只有“破烂王”们依然活跃。但沿街吆喝的已经不多,主流是进驻小区,与物业沟通好之后,承包小区内所有的废品回收业务。他们不吆喝,把电话写在牌子上戳在小区门口即可。那些进不了小区的,则分为两种情况,有汽车的一般找个空地儿戳个牌子,就坐等收购,不吆喝。没汽车的则骑个三轮儿,在三轮儿前边挂个牌子,上写:回收废品,回收电器之类。个别的也带个小喇叭,用它播放录好的吆喝声。那种最原始的“破烂的卖”的吆喝基本上听不到了。
在胡同里的吆喝声中,完全没调儿的有3种。
一是收脏土的,居民每月每人向街道交几分钱的卫生费,其中一部分给他,他负责拉走各院的炉灰和脏土。他拉车进了胡同后就直接喊:“倒脏土喽!”我们听到后得赶紧往外端脏土箱子,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很长时间,你慢了他就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街道把收脏土的给“炒鱿鱼”了,在胡同口放了个大垃圾箱,让居民自己把垃圾倒到垃圾箱去。这项改革我觉得不成功,倒土远了不说,主要是放垃圾箱的那个地方总是又脏又臭。
二是卖水的,吆喝的也直接:“谁要水?”后来胡同装了自来水,卖水的自然也就不来了。
三是送煤的,他进了胡同就吆喝一声:“送煤了!”你如果在煤店买了煤,就得赶紧拿着票儿出去找他,不然他走了你还得等着他再来。
我小时候还没有小喇叭这么先进的玩意儿,但有些行当有类似的工具。
比如走街串巷理发的,就手持一个类似特大号镊子的家什,通过铁棍从缝隙中挑过,发出“当——当——”的声响。据说中国的理发业兴盛于清代,因为清代之前中国的男人留发盘髻,如现在的道士一般,所以不用理发。而清代强迫汉人剃头留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就出现了剃头的。剃头的一般都挑着挑子,一头是炉子(烧热水),一头是放工具的柜子(可坐),所以就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而我看到的街头理发师已不再挑挑子,就背一个装工具的小包,你要让他理发,还得从自家搬凳子。那时理发馆已遍布全城,这种街头理发师只能算是理发馆的补充。而今理发馆已升级为“美容店”,但街头理发师还保持着当年的朴素,依然是刀剪和手动推子,唯一的改进是在路口的空地儿放了个凳子。
还有卖香油的,也不吆喝,而是敲木头的梆子。不过在家里发了购粮证之后就再也听不到那种“梆梆”声了。
还有货郎,则是摇拨浪鼓。我有个王姓的小学同学,住在紫河套,她的父亲就挑着挑子摇拨浪鼓,不过她的父亲不卖针头线脑,而是买卖珠宝玉器。
另外,爆米花的也不怎么吆喝,他开盖时那巨大的喷气声,就是最好的吆喝。
胡同在消失,曾经回荡在胡同的吆喝声也在消失,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也有新的吆喝声出现。90年代初就出现过“换大米”的吆喝声,郭达在小品中学得可谓惟妙惟肖。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吃副食多了,粮本的粗粮也就富余出来,所以才出现了“粗粮换大米”这样的事。
胡同消失,人们搬入楼房,就又出现了“换窗纱”、“擦洗油烟机”等行当。干这些行当的一般都骑自行车游走街头,这也需要吆喝,但我发现他们没有统一的吆喝模式,都是想怎么喊就怎么喊(有的用小喇叭),五花八门,与我小时候听到的大体一致、有腔有调的吆喝,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是这么不入耳的吆喝,我觉得都可能会逐渐消失,也许吆喝会成为永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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